聆聽經典的聲音

聆聽經典的聲音
--有關《傳習錄》的「閱讀」

李 紀 祥


一、《傳習錄》：文本的傳世形態

從王陽明生前到他逝世之後，陸續由王陽明的弟子們編纂而成的《傳習錄》，迄今已通行於世間四百多年之久，從某方面來說，這本書已經被許多人認為它是一部中國人所必讀的經典。錢穆先生曾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六祖壇經》《老子》《莊子》《近思錄》《傳習錄》列為中國人必讀的九部經典，其中《近思錄》、《傳習錄》兩部書籍被選入，反映的是宋明新儒學(Sung-Ming Neo-Confucianism)在中國文化與思想領域的地位。《近思錄》由朱子與呂祖謙編纂，凝結了北宋時期四位思想家的文本與語錄；而《傳習錄》則由王陽明弟子所編纂，初刻本在陽明生前即已刊刻，編纂與刊刻的目的都是為了傳播王陽明的思想。
現在我們看到的《傳習錄》版本，也就是一般通行的本子，都是三卷本，可以稱之為「定本」，這是在王陽明過世後才完成其演歷的版本，從王氏生前到其死後，初刻的本子從一卷本而逐漸向三卷本演變，參與的弟子包括了王陽明弟子徐愛、薛侃、陸澄、南大吉、錢德洪等人；從最早的抄本到初刻本、續刻本、合刻本、重編本，從一卷本到兩卷本、三卷本，《傳習錄》三卷本的成型，學者的研究還沒有形成定論，比較可能的年代是在明代嘉靖35年或是37年；當時王陽明已經過世。
在《傳習錄》的三卷中，其實有兩卷嚴格說不能算是「寫作」，而只能稱之為「紀錄」---一如《論語》那樣；雖然其經過流傳之後，已經以「文」的形態向我們傳遞訊息，這點迫使我們必須以「閱讀」的方式來對此書進行訊息的重組，從這點來說，《傳習錄》作為經典，與其他經由「作者寫作」而來的經典，在表象上並沒有甚麼不同；但實際上，經過「閱讀」的中介，「閱讀者」還必須進入本書那原初的場景：師生之間的對話場景，才算是真正的進入了「記錄性經典」所想要保存的世界；這也就是說，在「閱讀」之後，「閱讀者」還須要「聆聽」，才能「聽見」王門師弟對話的聲音。因此，這使得「閱讀」《傳習錄》有了一個極為特別的進路：這便是閱讀其聲音的傳達。如此，閱讀便不再是一般措詞意義上的視覺閱讀而已，而更是一種聆聽。
筆者認為，從《傳習錄》最早的版本---抄本形態來看，這本書從一問世就已經決定了它的性格：顯然是「紀錄」性格的，也就是以「文」來追記「言」的。一方面它要記錄的是當下的老師與學生之對話發聲的場景，沒有聲音就無所謂「記錄」；另一方面，最初的版本之所以是「抄本」，那是因為最初以《傳習錄》來命名書名的本子，就是從徐愛所記錄的本子而來的；徐愛既然將他從老師王陽明那裏所接受的「聲音」留下了「文」的「記錄」，而這樣的「記錄」又在王陽明生前就被稱之為《傳習錄》而傳抄於同門之中，這已經表示「傳抄」以及「抄本」作為王門經典的歷史已然在王陽明生前便已經出現了初步的「文本」---抄本型的；則這最初的一卷本《傳習錄》，意謂了《傳習錄》的問世與誕生，是「以文記言」的「記錄聲音」類型的，也意謂著比徐愛的「記言之文」還要早、還要根基的時空，便是：「聆聽對話的聲音」。換言之，「對話」發生在「紀錄」之前，「聲音」是此一經典的根基，而不是「文字」；但「文字」卻是《傳習錄》作為經典並且流傳的樣態。《傳習錄》是一本須要「閱讀」的「文字性」經典，既非「錄像文本」、也非「錄音文本」。


二、三卷本中的兩卷與一卷

三卷本的《傳習錄》，「卷上」與「卷下」都是屬於「紀錄」的性質，紀錄了王陽明與弟子們之間的論學對話，這裏面可以讓人產生聲音迴響於人物發言場景的想像。而「卷中」的部份，則是從王陽明與同時的學者、學生的親筆書信中取材，改編成為對話的體裁而彷彿「遠距離通信者」就是「近距離對話者」。
對於「卷中」而言，雖然王陽明的弟子，從南大吉到錢德洪，都把這些「書信」編成了「對話」的體裁，但實際上，「卷中」仍然是屬於標準意義上的書寫與閱讀，只是加上了對話的戲劇化效果，彷彿「編寫劇本」那樣。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傳習錄》的編者想要加入一些由王陽明「親筆書寫」的資料作為此一經典文本的成份。將《傳習錄》由弟子的「編輯」改換裝扮，換裝成為可以冠上「王陽明」之名的作品，以便在當時宣揚王陽明對抗朱熹的思想，應當便是這一換裝舉動的真正目的。但是，一方面是加入王陽明親筆的文本之換裝，一方面卻又是為了配合原來的體例---這意謂了即使《王陽明全書》已經刊行，但是《傳習錄》的影響力還在，因此，有必要保留這一書的原來形式：也就是以「對話」為主的「記言」形態，於是，遂有將王陽明的親筆書信改編成了「對話體裁」的「改編舉措」。這樣的法其實有些奇特與奇怪，迄今尚未有學者提出質問：為何會如此？既要冠上王陽名之名的親筆「寫作」作品，又要「改編」此一作品成為「對話劇本」；那麼，究竟《傳習錄》的作品定位，是應當朝向「原初場景」的「言」作定位呢？還是要朝向以流傳為主的「文」作定位呢？我自己認為，這一問題實在不好回答，也是我自己給自己提出的一個「我的難題」！我個人認為，《傳習錄》的定位應當是「記言」的：換言之，它既是「言」的、也是「文」的；就「文」這一部分而言，我們應當由「閱讀」進入它的世界，就如同讀一部劇本或是歷史、小說中的對話情節一樣；就「言」這部分而言，我們則應當學會「聆聽」，學會傾聽經典中文字發出的「聲音」，宛如王陽明的親身再現，在與弟子們面對面的對話現場中，吐出教誨與指點的聲音。
參與過《傳習錄》編纂的王陽明學生南大吉在〈傳習錄序〉中曾提到了《錄》與「錄」的意義：
是錄也，門弟子錄陽明先生問答之辭、討論之書，而刻以示天下者也。
第一個「錄」字顯然是指「書」而言，因此標點符號上應當作：《錄》；第二個「錄」字，則指得是一種動作，尤其是對現場式的「言」所作的「文」的「記錄」的動作。沒有「記錄」的動作，將「對話」或是「聲音」記錄下來轉換成為「文字」，也就不可能有「刻」的文本傳世與流傳！


三、由閱讀進入聆聽的經典

筆者曾經撰寫過一篇論文：〈「近思」之《錄》與「傳習」之《錄》〉，詳細討論了這兩部代表宋明理學的經典，尤其是兩部書的書名中各有一個看來相同的 “Lu(錄)”字，而看起來是相同的符號，意義指涉卻大不相同。近思錄是由朱子所編纂的北宋四位理學大儒的著作選編，因此朱子是一位親自參與的編者；但《傳習錄》卻是由王陽明的學生們陸續編纂而成，由王陽明學生作為編者的書卻歸到了王陽明的名下，彷彿王陽明便是一位作者。我們對於這兩部書的印象常常是與朱熹、王陽明聯繫在一起的原因便是來自於這樣的一種背景。因此，這兩部書的書名中的”Lu(錄)”字看起來雖然相同，但是意義的指涉卻是大不相同：一種是屬於閱讀的，閱讀朱子所選編的文字，來追求閱讀者的自得於內心；一種則是傾聽的，閱讀王陽明與其學生們的對話，從文字中去傾聽對話的發言聲音，也是要聆聽者得到內心的自得與感受。有意義的是：者兩部經典中的”Lu(錄)”字便剛好在書名的書寫與刊印流傳中見證了字己的存在屬性，也見證了宋明理學(Sung Ming Neo-Confucianism)中所顯示出的兩種教育類型。
筆者在求學時代，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某一個晚上，明月當空而皎潔，筆者忽然感受到歷史像一條長河，而古人們的聲音便透過這條長河而傳來，筆者當下能親切地感受到為我所閱讀的文字之中的先賢的聲音。我們都知道，夜晚我們所看到的銀河之中的每一顆星星之光，雖說是現在的光，但實際上卻是幾千萬光年以前的存在、也可以說它是由已經成為歷史的星星所傳來的光；如果我們能看到已經是過去的星星之光於現在，那麼，從傳世的文本之中，我們也能聆聽到古人被文字所轉錄下來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