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闕文”及“不書”

三十年：“闕文”及“不書”

作者：楊博智

岳陽樓裡，看到這幅彌足珍貴的篆刻作品，也看到了那顆“樂”字的“補丁”。
據傳此作不慎沉入湖中，後天旱水位降低，方被漁民無意打撈起來云云。然因年久水浸，其中一些字已經軼失，後人則根據其原文補闕，才有了這些個“補丁”。
這可以看作“闕文”，今天想說的是：“不書”。
數年前聽過臺灣佛光大學李紀祥教授的一個講座，其中講到了春秋中的“闕文”與“不書”。“闕文”與“不書”是《春秋》中“空白敘述”的兩種表現形態，前者系一種“待書寫”，後者則是指向“空白”的“已書寫”。
改革開放三十年專家博客主題筆會。89位專家蜂擁而上，鎂光燈閃得人睜不開眼，打開官方的網站，數十篇專家的博文整齊排列，氣勢頗為恢宏。
看得出各地對於專家博主們的期待。細緻入微的組織和接待，緊湊有效的參觀安排。從深厚的文化底蘊到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濟，每一個“待書寫”的議題都被組織方合理有效地安排在日程裡。
於是，萬億GDP、2000公里高速、現代企業裡侃侃而談、新農村建設中欣欣向榮、嶽麓書院裡突感肅穆、賓主歡聚歌舞昇平……到處充滿著向湖南致敬的禮數和套路。
誠然，這些文字是必需的，雖然只是一種“補闕”的書寫。組織者的良苦用心、接待方的熱情努力、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激情氛圍都需要這樣的書寫，就連太陽也適時地跑出來“補闕”，撕開陰霾，帶走寒冷。
幾位同行的朋友已經開始抱怨緊湊的行程，不可能有像樣的書寫，所以乾脆不寫。於是看到一些令我欣喜“不書”，湖南的名博周碧華老師丟了一句：“完了回頭再寫。”；仰慕已久的“五嶽散人”則乾脆四處晃蕩，雖然信誓旦旦說晚上要寫字了，可他興致勃勃數著念珠和湘妹子打情罵俏的舉動，實在深得我心。
我臆測，這些“大家”們不寫字的舉動，或已經暗示了一種書寫的行動。可以想像，這種“空白”意識之察覺，卻設有訴諸於“文字”之有形，更是一種特殊的“書寫”的立場。
是的，可以“不書”，但千萬別把自己當成了“補闕”的工具。
就在當地為我們組織的盛大而熱烈的聯歡會後，我突然想起一個朋友前兩天QQ簽名上的一句話：“在冬季，一個國家，有寒意，可能更清醒。”
於是寫下這篇博文，心想，這或許也可以視為一種“補闕”罷。

題外：
導遊的介紹越來越聽不清楚，不聽也罷；
手裡的相機越來越懶得端起，不照也罷。
想起前陣子一位朋友發了一個段子，言及攝影的幾個境界。
那老頭突然正色道：“有漂亮風景就好好的看，有漂亮模特就好好地幹！還拍個屁照啊！”
KAO，看起來我真是中了毒了。

北京講演

北京講演
和一位台灣歷史學教授的會晤
藍蓮花

2008年5月3日 昨天，朋友告訴我，錢穆先生的再傳弟子台灣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李紀祥先生要來北京，有一個小範圍的講座。我喜歡歷史，也喜歡錢穆先生，於是興沖沖地趕到香格里拉飯店。

李教授大約四十七八歲，和體態偏臃腫的大陸學者相比，他顯得相當消瘦。頭髮有些花白，眼睛卻炯炯有神，還長著中年男子少見的長睫毛。李教授對近代史非常精通，可是一個小時的講座和我們跟他的交談，他幾乎沒談及自己任何一個觀點。這個大陸學者大異其趣，從這個角度來說，他確實是個「外來者」。

他談了很多自己的感受。比如自己為什麼要學歷史，歷史這門學科在台灣也不是那麼受人待見的，因為它看起來「無用」。父母花了錢送他念書，念的人文專業將來卻不會「變」出很多的錢，他的父母直到他讀到博士才覺得欣慰。大學本科的時候，他父母本來是要他學會計的，他對會計不感興趣，於是兩門專業課故意考了零分，結果父母只好讓他換專業。這樣的魄力俺打心眼兒佩服，因為俺對父母的強迫行為，尚不敢這樣對抗。

李教授提出了很多問題，對這些問題，他從不下結論。比如，大陸的現代史從1919年五四運動起，而台灣從1911年起，為什麼？為什麼要把近代史單獨從清史中拿出來？上一代人提到歷史時會強調中國曾被西方列強欺凌，因此我們要分發圖強，超過西方，實現大國崛起，這樣的想法從哪裡來的？有沒有另一種看待歷史的視角？我們該不該向下一代強調民族仇恨？東方文明一定比西方文明差嗎？東方一定要融入西方嗎？為什麼台灣二二八事件中，所有人會關注死了多少人，而不會關注死了多少隻狗？

這一切問題，在我們這裡都有現成的答案。教科書會教我們一個答案，老師也會灌輸自稱正確的答案給我們；長大後，又有另一群人站出來說，以前我們受的教育都是愚民教育，那些答案全不對，於是我們又信了另一套答案。於是乎這兩派的人經常打架，都說自己是對的，都說對方是漢奸、賣國賊，或者資產階級的走狗。這種思維方式，被我的一位好友稱為「二極管」思維方式，非此即彼，而從不問這「此」和「彼」是哪裡來的。

講座之後，幾個記者朋友爭相提問題。有一個朋友問李教授，如何看大陸新左派、新自由主義派和新儒家之爭，如何看儒家的政治儒和倫理儒的不同？李教授反問道：自由主義是哪裡來的？中文的「自由主義」和西方的自由主義是同一個概念嗎？政治儒和倫理儒這種提法是從哪裡來的？政治和倫理古漢語裡都沒有這個意思。李教授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不過他的反問，讓我對語言的嫁接、衍生、變異等問題產生了興趣。語言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李先生提的「文化中國」概念一定會關注西方文明進入中國，傳統語言發生的演變，以及對中國思維方式產生的影響。而後者是最關鍵的。

我問的問題是，中國的官僚集權體制幾千年來都未走出王朝更替的、治亂循環的怪圈，這跟我們的文化有什麼關係？李教授的回答是在黑板上寫下一句話：視萬物為芻狗，天地不仁。我注意到，他寫字是從右往左，豎著寫的。

除李教授奇怪的講座方式外，他的謙卑、儒雅，良好的教養也是大陸學者中少見的。沒有大學者的倨傲，也沒有高高在上的感覺，大陸常有的而且影響到學界的等級風氣在我們的交流中完全沒有。他真誠地跟我們一次一次地握手，誇讚我們的問題提得很好。

忽然想起席間一位朋友提到的一句話，在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中間，文化似乎在他們身上發生了斷裂。文化，真是個很沉重，很複雜的詞。

廣西大學文傳學院講演

廣西大學文傳學院講演
春秋中“闕文”及“不書”，“空白”裡的閱讀與人生
－－臺灣佛光大學李紀祥教授講座後記

李紀祥，臺灣佛光大學教授，歷史研究所所長，學術專長為春秋谷梁學、宋明理學史、清代學術史。李先生也是臺灣大儒錢穆先生的博士，關門弟子，著述甚豐。這裡想與大家分享的是我與臺灣佛光大學李紀祥教授的一次零距離接觸，從大師的講座裡，我所聽到的奇聞軼事與感受到的點滴收穫。
在院長的歡迎致辭以及贈送完客座教授的聘書後，李教授從自報家門開始，語速平緩，吐字清晰地開始了他的演講。但當說及他的恩師錢穆先生時，看得出來他是有些驕傲的，不過我想任何一個曾和錢穆先生這樣的大儒接觸過的人，都會驕傲地去回憶那一段時光的，更何況李教授是錢穆先生的親傳弟子？
這裡我只是想憑自己的記憶，試圖為大家補上李先生話語裡的“闕文”或者感受他語猶未盡裡的“不書”。為了便與敘述和讓讀者感同身受，在這裡使用第一人稱，既是李紀祥先生的敘述，也是我個人的解讀，若你能跳出閱讀的巢窠，去解讀我的空白的表述後面的“已書寫”，我想你會領悟得更多。


我想“偷”一張卷子
外界盛傳恩師錢穆先生失明前，看的最後一張卷子就是我的博士入學考試試卷，然後先生眼睛就失明了，這件事我心裡總是有些不安，雖然先生失明與看我的卷子自然是沒有什麼必然聯繫，可是想到先生在那樣高齡還來看我那非常不才的試卷，心內總是有些愧疚的。於是有一次我便問先生，那張卷子是不是真的是先生批閱的？先生笑笑說：“肯定不是的！”那時我才安下心來。後來，我便有一直有一個瘋狂的想法，那就是把那一張試卷偷出來留作紀念，但學校的保安措施很好，我一直未能得逞，也不可能得逞。（講到此時，李教授臉上滿是孩童般的天真，聽者也不禁莞爾）

陳水扁趕人，馬英九賠禮
現今臺北東吳大學校園的西南角，有一座幽雅的小樓，1967年恩師夫婦倆由香港遷居臺北後，便親自選址這裡作為自己的居所，並命名為“素書樓”，一直在這裡居住了23年之久。有一件鮮為人知的事情，就是當年的臺北市市長陳水扁“無故”命令先生在其96歲高齡，雙目已失明時遷出素書樓，師母與我們這些弟子都不敢跟告訴先生說是被趕了出來，都說是房子要裝修，所以暫時搬出來一下。先生很想念素書樓，每天都在問，我們什麼時候搬回去呢？在這樣的境況裡，先生很快去世了。後來的市長馬英九幾次上門向師母道歉，但師母都斷然拒絕了他的道歉，這件事情對於恩師夫婦有很大的傷害，師母永遠也不能原諒不管是這一屆，還是上一屆，代表這個政府的他們，對恩師的所作所為。
恩師錢穆的風範
先生當年給我們上課時，總是大家都在素書樓坐定了，師母便給各位弟子倒好茶，然後，先生慢慢地從樓梯上走下來了。先生走得很慢，我們也都仰望著先生慢慢走下來。當光影從窗外射入，照在先生儒雅從容的面容上，歷史仿佛在瞬間沉澱，時空也似乎在刹那凝滯，我那時心裡想，幾百年前的朱子講學時，便大概也不過是如此的風範吧。

關於分裂的符號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分裂的符號，例如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的以長江南北為界的分裂，延續到南宋時期，南方與北方“異族”之間，以長江分界的分庭抗禮，長江成為了一個分裂的符號和象徵，但我們可以體會這種分裂的符號從一開始就有一種對於在未來統一的期待。現在的臺灣海峽亦是一個分裂的符號，有人會很詫異一個在地理上並不能成其為如此重要的符號的一道海峽，怎麼會形成一個同一種族之間的分裂符號。但若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可以發現，這其實並不僅是同一種族間的分裂符號，而是兩種當年不同意識形態之間，或是不同的世界勢力之間的分裂。海峽，不過是一個分裂的符號而已，既然如此，我們便可以期待這種符號後面期待統一的敘述。

關於共匪與蔣匪
可能海峽兩岸其實都經過了那樣一段歲月。當年老師的書房，是一般不會讓人進去的，如果能被允許走進老師的書房，就被稱為“登堂入室”的弟子，那是一種信任，一種榮耀，為什麼呢？因為老師的書房裡會擺有很多當年被稱為“共匪”的很多書，那時候的禁忌是蠻深的，藏有這樣書籍的房間自然不會讓一般的人進去，免生事端，因此得以同意進入書房的人，便是老師相當信得過的人了。而據我所知，大陸這邊了一樣經過這樣一段歲月的，可是我想問大家一句，當你們在各種各樣的文字、影像裡讀到的這些已經沉澱了的歷史的衝突，把它們擺在今天下午這樣一個時空裡來重新解讀，有這樣的一個我坐在你們的面前，我們在同一個精神世界裡進行交流時，你們是願意去接受那遙不可及的衝突，還是願意和我進行一種平和的思想上的對話呢？這兩者，又到底哪一個更真實？

自殺的權利與苟活的勇氣
法國哲學家卡謬曾指出，唯一的哲學問題就是自殺，人是有權利自殺的，這是存在主義的唯一正確的解讀。中國也有類似的敘述和表達，中國人一直有這樣的傳統觀念，那就是身體髮膚受之于父母，當身體遭受不可忍受的殘害時，人應該選擇自殺，那是對父母的尊重，也體現了在生命觀上的一種尊貴高潔的哲學情懷，例如王國維選擇自沉於昆明湖。但有一個很奇妙的命題，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際，成一家之言”的理念擺在自殺天平另一端，我們究竟應該如何選擇？其實西方世界無法瞭解司馬遷在遭受常人不可忍受的苦痛時，到底是應該去實踐自殺的權利，還是應該去體驗苟活的勇氣呢？
不墜青雲之志
夫人是醫學博士，在臺灣，醫生是在律師前面，排名第一的職業，很受人尊敬。我是學歷史的，旁人看來這是一個養家糊口也是有些困難的專業。有一回夫人的老闆請客，請了我去，他早早地把家裡櫃子上的名酒全都搬走了，放了一櫃子的書進去，還專門帶我去看，問我怎麼樣？我是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做的，因為他在我面前其實是自卑的，他只是想告訴我，他這裡也有書，他也想做文化人，或者他也想算是文化人，我只是笑而不語。在座的應該沒有學理工科的，我想說的是，其實理工科的人都是很笨的（眾笑），我原本想妻子至少可以幫著教教孩子，現在看來，我要教兩個兒子和一個妻子（再笑）。所以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表現自己的傲氣與傲骨呢？我們做學問，須不墜青雲之志（鼓掌）。

《春秋》中的“王元年二月”
《春秋》為什麼成其為《春秋》？《春秋》之所以為《春秋》，是因為《春秋》第一條是“魯隱西元年王正月”，而第二條卻是“王三月”。（眾面面相覷）為什麼《春秋》之所以為《春秋》？是因為《春秋》裡沒有王元年二月。為什麼沒有？是因為孔子沒有書寫。孔子為什麼沒有書寫？是因為他已經書寫過了，他的書寫就是“空白”，是沒有選擇。（繼續面面相覷）他為什麼不選擇？是因為他認為不需要選擇，這就是《春秋》之所以成其為《春秋》。那麼到底有沒有王元年二月呢？有，也沒有。《春秋》的魯隱公王元年二月，大約應該是周平王五十九年六月，在春秋之外，隱西元年二月是存在的，是真實的，而《春秋》的文本裡面，是沒有的。海德格爾曾說：“在世界之中（Be in the world）”，意思是此外無它，它們共在一個世界之中，而這個世界之外卻尚有世界。你若在《春秋》中，便沒有“王二月”，因為你在它的世界中。

春秋中“闕文”及“不書”，“空白”裡的閱讀與人生
“闕文”與“不書”是《春秋》中“空白敘述”的兩種表現形態，前者系一種“待書寫”，後者則是指向“空白”的“已書寫”，而非“未書寫”。“闕文”語出《論語》，被孔子用來指稱史官、書寫與傳統的關係；“不書”則是出於三傳，用以解釋春秋中的賦義，與無形之文的“空白敘述”有關。因此，《春秋》中的空白狀態是可以被解釋的，三傳後學則能在“不書”與“闕文”之間進行“空白”態，為“待書寫”或是“已書寫”的意義進行識知及轉換。它暗示了早期有一種書寫行動，在這種行動中，有一種“空白”意識之察覺，但卻設有訴諸於“文字”之有形，它更是一種特殊的“書寫”的立場。一旦我們在《春秋》的上下文間提示出一種“空白敘述”時，“空白”也就與有形符號一樣，也是一種書寫符號，必須加以閱讀及解讀。

傾聽燃燒的書和等待閱讀的書
當錢謙益先生在絳雲樓的火焰中傾聽他所藏善本書燃燒的聲音時，他能根據不同的聲音，聽出哪一部是宋本，哪一部是元刻麼？那裡面有生命的呼喊麼？各個不同的版本的確是有不同的述說的，那便是人的“在”和文本的“不在”的意義解讀。版本當然是重要的，不同的版本便是不同的生命歷程與世界，作者會在其中一直“書寫”，也會一直有“不書寫”，我們需要關注的不但有書寫意識的邊界，也有書寫的本身，“空白”是其存在的基礎與更為寬泛的釋義。總有一部書，會閃耀著經過長久的時間而積累下來的內涵，閃耀著歷史的美，在靜靜地等待著，等待著你去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