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闕文”及“不書”

三十年：“闕文”及“不書”

作者：楊博智

岳陽樓裡，看到這幅彌足珍貴的篆刻作品，也看到了那顆“樂”字的“補丁”。
據傳此作不慎沉入湖中，後天旱水位降低，方被漁民無意打撈起來云云。然因年久水浸，其中一些字已經軼失，後人則根據其原文補闕，才有了這些個“補丁”。
這可以看作“闕文”，今天想說的是：“不書”。
數年前聽過臺灣佛光大學李紀祥教授的一個講座，其中講到了春秋中的“闕文”與“不書”。“闕文”與“不書”是《春秋》中“空白敘述”的兩種表現形態，前者系一種“待書寫”，後者則是指向“空白”的“已書寫”。
改革開放三十年專家博客主題筆會。89位專家蜂擁而上，鎂光燈閃得人睜不開眼，打開官方的網站，數十篇專家的博文整齊排列，氣勢頗為恢宏。
看得出各地對於專家博主們的期待。細緻入微的組織和接待，緊湊有效的參觀安排。從深厚的文化底蘊到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濟，每一個“待書寫”的議題都被組織方合理有效地安排在日程裡。
於是，萬億GDP、2000公里高速、現代企業裡侃侃而談、新農村建設中欣欣向榮、嶽麓書院裡突感肅穆、賓主歡聚歌舞昇平……到處充滿著向湖南致敬的禮數和套路。
誠然，這些文字是必需的，雖然只是一種“補闕”的書寫。組織者的良苦用心、接待方的熱情努力、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激情氛圍都需要這樣的書寫，就連太陽也適時地跑出來“補闕”，撕開陰霾，帶走寒冷。
幾位同行的朋友已經開始抱怨緊湊的行程，不可能有像樣的書寫，所以乾脆不寫。於是看到一些令我欣喜“不書”，湖南的名博周碧華老師丟了一句：“完了回頭再寫。”；仰慕已久的“五嶽散人”則乾脆四處晃蕩，雖然信誓旦旦說晚上要寫字了，可他興致勃勃數著念珠和湘妹子打情罵俏的舉動，實在深得我心。
我臆測，這些“大家”們不寫字的舉動，或已經暗示了一種書寫的行動。可以想像，這種“空白”意識之察覺，卻設有訴諸於“文字”之有形，更是一種特殊的“書寫”的立場。
是的，可以“不書”，但千萬別把自己當成了“補闕”的工具。
就在當地為我們組織的盛大而熱烈的聯歡會後，我突然想起一個朋友前兩天QQ簽名上的一句話：“在冬季，一個國家，有寒意，可能更清醒。”
於是寫下這篇博文，心想，這或許也可以視為一種“補闕”罷。

題外：
導遊的介紹越來越聽不清楚，不聽也罷；
手裡的相機越來越懶得端起，不照也罷。
想起前陣子一位朋友發了一個段子，言及攝影的幾個境界。
那老頭突然正色道：“有漂亮風景就好好的看，有漂亮模特就好好地幹！還拍個屁照啊！”
KAO，看起來我真是中了毒了。

轉載：和一位台灣歷史學教授的會晤

和一位台灣歷史學教授的會晤
藍蓮花2008年5月3日



昨天，朋友告訴我，錢穆先生的再傳弟子台灣佛光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李紀祥先生要來北京，有一個小範圍的講座。我喜歡歷史，也喜歡錢穆先生，於是興沖沖地趕到香格里拉飯店。

李教授大約四十七八歲，和體態偏臃腫的大陸學者相比，他顯得相當消瘦。頭髮有些花白，眼睛卻炯炯有神，還長著中年男子少見的長睫毛。李教授對近代史非常精通，可是一個小時的講座和我們跟他的交談，他幾乎沒談及自己任何一個觀點。這個大陸學者大異其趣，從這個角度來說，他確實是個「外來者」。

他談了很多自己的感受。比如自己為什麼要學歷史，歷史這門學科在台灣也不是那麼受人待見的，因為它看起來「無用」。父母花了錢送他念書，念的人文專業將來卻不會「變」出很多的錢，他的父母直到他讀到博士才覺得欣慰。大學本科的時候，他父母本來是要他學會計的，他對會計不感興趣，於是兩門專業課故意考了零分，結果父母只好讓他換專業。這樣的魄力俺打心眼兒佩服，因為俺對父母的強迫行為，尚不敢這樣對抗。

李教授提出了很多問題，對這些問題，他從不下結論。比如，大陸的現代史從1919年五四運動起，而台灣從1911年起，為什麼？為什麼要把近代史單獨從清史中拿出來？上一代人提到歷史時會強調中國曾被西方列強欺凌，因此我們要分發圖強，超過西方，實現大國崛起，這樣的想法從哪裡來的？有沒有另一種看待歷史的視角？我們該不該向下一代強調民族仇恨？東方文明一定比西方文明差嗎？東方一定要融入西方嗎？為什麼台灣二二八事件中，所有人會關注死了多少人，而不會關注死了多少隻狗？

這一切問題，在我們這裡都有現成的答案。教科書會教我們一個答案，老師也會灌輸自稱正確的答案給我們；長大後，又有另一群人站出來說，以前我們受的教育都是愚民教育，那些答案全不對，於是我們又信了另一套答案。於是乎這兩派的人經常打架，都說自己是對的，都說對方是漢奸、賣國賊，或者資產階級的走狗。這種思維方式，被我的一位好友稱為「二極管」思維方式，非此即彼，而從不問這「此」和「彼」是哪裡來的。

講座之後，幾個記者朋友爭相提問題。有一個朋友問李教授，如何看大陸新左派、新自由主義派和新儒家之爭，如何看儒家的政治儒和倫理儒的不同？李教授反問道：自由主義是哪裡來的？中文的「自由主義」和西方的自由主義是同一個概念嗎？政治儒和倫理儒這種提法是從哪裡來的？政治和倫理古漢語裡都沒有這個意思。李教授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不過他的反問，讓我對語言的嫁接、衍生、變異等問題產生了興趣。語言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李先生提的「文化中國」概念一定會關注西方文明進入中國，傳統語言發生的演變，以及對中國思維方式產生的影響。而後者是最關鍵的。

我問的問題是，中國的官僚集權體制幾千年來都未走出王朝更替的、治亂循環的怪圈，這跟我們的文化有什麼關係？李教授的回答是在黑板上寫下一句話：視萬物為芻狗，天地不仁。我注意到，他寫字是從右往左，豎著寫的。

除李教授奇怪的講座方式外，他的謙卑、儒雅，良好的教養也是大陸學者中少見的。沒有大學者的倨傲，也沒有高高在上的感覺，大陸常有的而且影響到學界的等級風氣在我們的交流中完全沒有。他真誠地跟我們一次一次地握手，誇讚我們的問題提得很好。

忽然想起席間一位朋友提到的一句話，在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中間，文化似乎在他們身上發生了斷裂。文化，真是個很沉重，很複雜的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