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茫思遠道 寥廓立多時 --- 吾師身影及其講臺後的道

蒼茫思遠道 寥廓立多時
---吾師身影及其講臺後的道脈
李紀祥




宋晞旭軒教授是我的授業師，他是浙江麗水人氏，就讀於浙江大學，方其時正當抗戰之時，遂西遷至龍泉分校，後又遷至遵義；略與遷至重慶的北方三校合成之西南聯大不同。然其成長於大時代之患難的背景則一也。這個時代所出的人才反倒特別多，先勿論得到諾貝爾獎的楊振寧，便特別強調其根基係在西遷時期因其師吳大猷博士所育植；陳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馮友蘭先生的《貞元六書》、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等，也都是撰於這個時代之中。宋老師後來在其書齋之中，也特別喜愛向我等傳述這一段歷史，可見在其生命中確實佔有著重要的一席位置。我輩之生也晚，未能親眼見到這一時代的艱辛，但在閱讀前輩學者之扛鼎著作時，確能感受到生於憂患中所興起的意志，充沛於其書中的字裏行間。
宋老師自四九年隨其師張曉峰先生來臺之後，因受到張曉峰、梅貽琦先生的賞識，先後經歷了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國立師範大學、教育部等不同單位的職務，一直到張曉峰先生於陽明山上華岡創立中國文化學院，方纔專職於此，未再有職務上的異動，安身於教育與學術，直至其退休為止。因此，我們這些自華岡受業於宋師的後輩，一生也喜以華岡為我等學問所源出的立足所在，對外每每自稱華岡門下士。我本魯鈍，於學問增長的歷程十分緩慢，自初入華岡到隨侍宋師之門，三十多年的歲月，從遠觀、倚門到登堂、入室，眼神中所見的吾師身影，永遠是昂然的英姿挺立，就在這樣的視域中，歲月已流轉。在這段不短的時日中，我常常想起《禮記》的〈文王世子〉篇、韓愈的〈師說〉，以及大學時代所讀陳寅恪先生專門為論韓愈及此文而撰的篇章。
曾幾何時，曾與同學共坐在臺下聆聽先生講授的我，在二十多年後，也立於講臺之上，向著學子們傳我昔所受於吾師之所授者，遂發現也遂感受到歲月的意義，正是在此所受於吾師者中，同於吾所授之學生者；吾期待彼等自吾所授而得其所受，於是，吾師之立於講臺上的風姿與昂立之身形，三十年如一日未嘗間斷的授受，乃於三代間生成了一種傳與承的意義，歲月雖有往有來，流逝的過程卻也正是道脈所寄所寓的存在場域，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從明堂到太學，從古代書院到今日大學，中國文化中實有一非血緣性的傳統，從道的授受處興起，自講臺屹立之方寸處岫出其精神迴向，世界有窮願無盡，凡文化傳統中有意義之人格與生命之生生不息，厥在於有此「師－生」之代代不絕。「世家」之諦義，本來在此！《太史公書》中〈孔子世家〉敘記至孔子之逝時，筆鋒一轉而接以孔門諸弟子如何為其師行喪禮的討論：不論是有服、無服的討論，還是守墓、築廬的行止。太史公以此銜接孔子身後的生命之史，敘事的主調係以「師－生」為主軸而貫穿孔子之生前與死後。由孔子而孔門，由弟子而有師，在非血緣性傳統中，百家不同姓，然皆學於師，於此故曰「人倫教化」。人的生命因為有了「師」之傳道授業，而得以向上提昇。立於講臺曰「師」，座下來學曰「弟子」，餘則曰「授業」、「門人」。歲月曾將坐於臺下身為學生的我推移至立於講臺之上，開始了立姿生命之緣起，我也彷彿吾師的語調模擬，曰：「宋晞旭軒教授是我的老師，所以是諸位同學的太老師。讓我先述一下中國讀書人師生傳統中的一種傳、承，因為這是中國文化中的『非血緣傳統』。中國古來即有『學』之場域、空間、行止之所，是一種『學統』所繫所在，蘊就知識與德性的傳、承，關係匪小，亦是孟軻三樂、韓愈〈師說〉之所為而作處，盍一聽之。」宋老師是浙江大學畢業的，從師於張曉峰先生，又追隨張先生來臺，創辦中國文化大學，三十多歲就擔任中國文化大學學院時代的第四任校長，那時他剛拿到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回臺。張先生每回於胡適之先生自美返臺時，都會派宋老師代表張先生去看胡先生。而張曉峰先生是柳詒徵先生的學生，當他任浙江大學的文學院院長之時，校長是竺可禎先生。柳先生的令師是繆荃孫先生，晚號藝風老人；作為一代大典之史的《清史稿》中之〈儒林傳〉稿，便是出自於繆先生的筆下，繆先生又撰有〈文苑傳〉，雖《清史稿》之〈文苑傳〉最後終用了桐城馬其昶的稿本，但是當時人還是對兩份史傳稿本有過馬班甲乙的比較。章學誠寫過一篇「浙東學術」，基本上自陸象山與王陽明之學述下，並以為清學之開山中，黃宗羲可以為浙東學術之宗，下開萬斯同、邵念魯、全祖望，隱隱間還是有其一線相傳的系譜脈絡。黃宗羲自己編纂《明儒學案》，以其師劉宗周〈蕺山學案〉為殿，視其為有明一代學術殿軍。而邵念魯《思復堂文集》中撰有一系列明代浙東諸儒的傳記文，關鍵則在於一篇王陽明的專傳，來為自己的所傳承作定位。
另外，錢穆太老師一生的學術生涯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大陸的北大、燕大時期，香港的新亞書院時期，和臺灣的素書樓於中國文化大學時期。當時張曉峰先生的中國文化學院方創辦史學研究所，錢先生遂受聘成為華岡史學創所人。後專門任教講學於中國文化學院史學博士班，錢穆太老師授課皆在週一的下午，地點不在山上而在外雙溪的素書樓中，這是張曉峰先生為了禮賢下士而為錢穆太老師所做過的努力，不禮敬大儒如何傳道、授業！當時宋老師正是博士班的班主任。因此，素書樓對我們這群華岡士子們皆有特別的意義！
身影之後有無道脈，這是詁定一個近代學人是否能為傳統意義上的讀書人之要義所在。宋老師因為自己出身浙大，又是浙東人，來臺後且與寧波陳師母約文女士結褵，是以其許多論著的寫作中隱隱皆有為竺可禎、陳布雷、張曉峰、陳訓正、陳訓慈等諸先生作傳之意，不達者謂宋師偶爾對近代史亦有研究上興趣，此豈其意，亦非能真知吾師撰文微心者，學隱者隱學。陳訓慈先生早年即對浙東史學十分措意，晚年對於鄞縣萬斯同的年譜更是花下不少精神。民國七十年時中央研究院舉辦了第一屆的「國際漢學會議」，宋師也是與會學者之一，其宣讀的論文之題是：論南宋的浙東史學。維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我的老師宋晞先生於空軍總醫院急救不治而辭世，當時有師母及先生之嗣、諸生侍側，是以先生易簣之際並不孤單。先生的喪禮係由中國文化大學以學校名義來承任其喪禮之事。師母陳約文女士，是寧波陳氏之女裔，其伯陳訓正、陳布雷、其父陳訓慈，皆是浙東名士，杭州西湖孤山的文瀾閣藏書以及《學衡》雜誌中都有陳訓慈先生的學術身影。我曾於民國七十八年時奉老師、師母之命，前往杭州時專門謁見時在西湖醫院中養病之訓慈先生。宋老師一生奉獻，皆在學術、文化與教育事業，除了專業上的宋史著述，主持國際性的「宋史座談會」長達數十年，提升了台灣的宋史研究，一直到他退休為止。宋老師在宋史專業上的根砥自陳樂素先生而來，他是陳垣先生的哲嗣，陳垣先生曾任校長的輔仁大學，後來改制為北京師範大學，因此現在的北師大在兩岸聯繫上還是與臺灣師範大學與輔仁大學為主。宋老師係在浙大遵義時期授業於陳樂素先生，因此樂素先生的弟子多在浙大與臺灣文大。
從一件事情上便可看出宋老師為何能受到學生的敬重。宋老師受痛風影響，時常發作，一次在博士班的課上，宋老師痛風正慟，但他忍著步上課堂，仍然站立兩個小時，授課與書寫板書未歇；其實我們也都知道老師正忍痛風之苦，但就是無人敢，不會也不能，勸老師休息，因為老師的人生與學問態度是我們這批老學生都熟悉的，能做的就是端坐聽課。
宋老師退休之後，由於其府邸離敝舍甚近，所以便常步行去看老師，有時也攜拙荊及兩小犬一同前往，師母通常會拿糖果及童書給小孩，與母子三人圍坐在一起聊天，我則專門肅坐在老師位前，這一段日子也不算短，於是乎漸漸看到老師的心胸之另一面，與嚴格律己有關的心寬與能容及其何以為華岡大家長的另一面！
二零零四年，同門姜吉仲博士在韓國慶尚大學校掌史學科，傳海東學脈，成立了「國際宋史專家座談會」，邀請宋老師開講，我因奉命同行照顧，故也在受邀之列。當時約文師母因有我隨行，故略表放心，但因知我是晚起之人，與宋師生活作息不同，因此行前再三囑咐老師，不可一早便要紀祥早起，至少要讓他睡到七點，只見老師頷首，表示應允。這是第一次只有我和宋老師兩人的國際性同行，至韓國首爾的機場時，慶熙大學校的卓用國教授已在機場恭候，特來接老師一同轉機釜山至晉州。卓教授是宋師韓國的門人中最早來華岡受業而拿到博士的，在韓國的東洋史學界頗稱前輩與資深。我們一行至慶尚南道後，先是住在學校的國際學人招待所中，座談會的地點設在南溟學研究所中的國際會議廳，此一南溟紀念館是由民間所捐贈，緣於南溟曹植乃是與海東朱子李退溪並稱的南方大儒，其學在當時與退溪分庭嶺南，其弟子與後人多尚在，故同資捐建此一研究所與紀念館大樓。座談會結束後，姜教授特別將宋師安排在臨於南江畔的飯店下褟。宋師每日清晨即起，至南江公園環堤散步一圈後回到飯店，此時也不過是六點半多而已。宋師只好在走道上來回踱步，直至七點零一分，便來敲我和卓教授的房門！後來宋師當著師母和我前說起此事時，神情間還頗為得意，意謂他答應師母的事都做到了。嗚乎，真不知當時此行竟是師母託我照顧老師耶，還是老師照顧我耶！嗚乎！喪師之慟突來，所不能堪者，為尚有諸多約期與師未定也。惟先生既往，享年八十有八，誠是壽者矣。為門人者豈能以己情而不約心以正視師之生前與後世哉！於是遂以筆書感書誼述師，暫以為事略，以向凡有志於「學」者道，亦略明人生此世，若言文化命意所在，則必有所授受，方能有所自得祇于成德立業，則吾等傳承何所授受哉！哀哉，尚饗！迴向於吾師永在之靈與憶中之身影，其影為永立之姿，其姿為偉岸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