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與道學自序

一縷儒學


《道學與儒林》自序

海浪奏著潮音，波波相繼，聞之令人坐久，此間朋友稱之為 “檳城的淡水”者，正呼喚著眼神與遠望的山巒兜起對往日的遐想。這本書的書名有些身世，存在我的憶中，藉寫此序而將腦海中的時光倒帶，返回昔日，看看今日如何對昔日致敬！
作者將書自名為《道學與儒林》，不僅是九篇論文皆涉道學、儒林，更重要的，在世人皆不以素書樓與華岡有何深緣之際，我忽覺有些往事喚起的滋味大不相同，也遙想起，當年錢穆先生以「儒林與道學」為題卷試的風姿，今日以倒轉的文字鈐印在書的封面之上， 成了書中扉頁的迴向。
錢穆先生自香港來臺後，居於雙溪素書樓，並接受中國文化學院張曉峰先生之禮聘，成為華岡的正式教師，也是先生晚年最後一所任教的大學，教授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的課程。我的老師馬先醒先生當年就修過他的中國史學名著與秦漢史專題的課。到了我们這一代，先生的學思趨向已全幅放在儒學與傳統文化上，我進入博士班時，是在民國七十一年，連續兩年的禮拜一下午，修習了先生所開設的中國思想史專題與宋明理學專題的課程。每週一下午，來聽課的當然不只是華岡的學生，多的是其他大學的師生，更多的是十年不輟的慕賢與嚮道者；但畢竟只有華岡的學生是「正式的」，不僅是在華岡通過正式的選修程序，而且還有作業與考試。我選修的第二年，也就錢先生正式宣布退出杏壇的那一年，我選擇了錢先生的課作為我博士資格考試的專業科目，那一年只有我選擇宋明理學專題來應考，我這張卷子，遂成了錢先生晚年最後的一張親自改卷與給分的卷子，我記得分數是八十九分。
我還記得先生的考題第一題出的就是：儒林與道學。
我當然也還記得錢先生最後一堂課那天的講題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最後一堂課」先生立姿之所在，正好與大廳懸著的一幅「一代儒宗」壽先生九十之橫裱遙相對面。述說了先生寧為「老師」而不為「院士」的小插曲。
我當然不清楚為何錢先生只接受了華岡史學所博士班的聘書，也許有些世事，成此人間因緣。但這一張89分飄在我記憶深中的先生出題之卷，總也有些甚麼身世可說且大於與我的關係與意義罷！畢竟素書樓早在我尚未進史學系之前便有許多故事流傳了，那是這張卷子的前世史。
那一年華岡興中堂的士子人人都汗流浹背的寫了一個下午的專題試卷。錢先生的「儒林與道學」很明顯的是在論兩漢以經學為主的儒林之學，與宋代以理學為主的道學。前者傳經，有家法，有師法，其用在治平與士人政府之教化；後者修身傳道，內而性之聖之，以師弟相期志於學而為文化擔綱。至於清儒之學，那時我尚不能閱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生課堂中也少言。只記得唐宋八大家中，先生特舉王安石，以為論道之文，亦是先生由文入道之轉關。
了解我的師友與學生都知道，我讀儒學是從東海的歲月開始啟程的，這也正是碩士論文會去求謁哲學系蔡仁厚老師指導的原因。東海古籍室中的《二程全書》尤其是楊龜山編的《二程粹言》，正是引我入古昔長河聆聽先人的一本常在手中之卷葉，記得東海典藏的是正誼堂本的線裝書。從此，我任家教所得，買得皆是熊、唐、牟、徐、錢、方等今儒之書，尤其是唐先生的書，讀來特別有感，雖然同寢室的室友說唐先生的書有如字海，不如牟先生清晰，但我自二程而所聽於內者，竟每每再聆於唐先生的字海之內。特別是夜半的東海，風搖搖影姿娑的黑，月，總是照在路思易教堂的飛鳥棲林。我讀研究所的目的在於對於自我未來的追求，冀能由無知而知無知從何而來，而東海的歲月正是一個轉點，緣於二程粹言的古式，令我相接於唐君毅先生的今書。
我们這一代，無緣生在當年的北大，雖然常有機會到昔日的「燕大」去開今日北大的學術會議。也無緣親與哲學與思想史傳入並且交鋒的往日學界；但是，無論是「道學」還是「儒林」，在長達十年的台北建國南路「淨法界」葉阿月老師提供的一個好房間中，人文書會從《原儒》開始，已經逐漸在孔夫子的《春秋》逐條中，忘卻了這樣的名詞與問題：中國有沒有哲學？或是：中國有沒有宗教？哲學與歷史的分合聚散？以是我很開心地既能親炙過錢先生，又能隨著蔡老師而去謁見牟先生，且自願成為唐先生的私淑；並且向書會的同學们介紹余英時先生的《猶記風吹水上鱗》。這些在我们治經學與理學時，並無近代的妨礙與衝突。本書中實無一篇關於漢代儒林之學，蓋於章句之學既無根砥，於劉向、歆父子之經學與王莽時代之經學皆不甚了，故此書所謂「儒林」，實指「清學」而言。然修《清史儒林傳》固不當只止於「經」也，大陸的「國家清史纂修委員會」所擬之「學術志」，其範疇就我所知，亦不只此。作者於「儒林」之學所涉本來膚淺，只以書中收入兩篇相關文字，故假以為號而已！儒學之於文化傳統，如長江大河之為主脈，廟堂肅穆雍容，非僻壤之士徒近思能窺！
我這本論文集名為《道學與儒林》，正是想起了東海的圖書館前兩排路燈之歲月，與埋頭俯案於錢先生出的卷子前，下筆娑娑，彷彿就在心中向前人與先生訴說，這樣的時光倒流時，兩先生已歸去儒林傳中，我則在此以筆來作逝水青山，追昔懷往，先生之容顏與書顏顧在也。往事，有卷有葉，有夜有燈，這一縷儒學之路，對我而言，真是環顧不能成眠，何況還加 上了多少白衣少年心事，才使當年扛起了尾隨與私淑的在山之志方纔能進入了現下的心靈，在筆與墨與紙觸動的剎那，青史已留痕。檳城眼前之浪雖不留痕沙灘，然浪聲襲襲，正是心頭駐停在此的節奏。正如朱門高弟黃勉齋所言，絲桐之音，南風之奏，在昔耶，在今耶！
本書共九篇文字，略分為兩部分，大都已在研討會上宣讀過，會後修訂收入會議論文集或在期刊發表。
其中，〈《近思》之「錄」與《傳習》之「錄」〉與〈《大學》之圖解〉兩文，皆不從內容入，而從形式分析入。前文論朱學與王學之本質，主論者在「言與文」的「錄」自以為書名之析義，指出「文本」與「語境」、「著述」與「講學」的兩種理學存在的基本形態；後文中的兩個術語：「圖解」與「解圖」，則以東亞儒學為文化論述之場域，比較出了「圖」與「文」的「解經」形態在中韓儒學傳統上「圖」的位階之異同。
「《學記類編》與師門傳述」一文，作者亦有深義意欲抉微，此即宋代書院興起，主旨實在「道統」， 「統」在不具「血緣」之師弟相傳承，故曰以「道」為「統」，主在文化與人極，不在「血緣」之「君統」。特藉東土南溟學研討會上，以南溟與弟子所編之《學記類編》研究發言抉義。
〈理學世界中的「歷史」與「存在」—「朱子晚年」與《朱子晚年定論》〉一文，初發表時引起爭議較多，作者認為係因行文風格企圖融攝「思想史」與「哲學」之故，理學文獻所以必須在「形式」遭遇時便有難關，便因過早代入了「內容」，以古人所言作字面閱讀，而忽略了文獻流傳的歷史性。自我作為一名「閱讀者」，如何能在不同的情境與時空下進入古人的書寫世界，首先便須有「形式」的靈敏度，否則便會墮入徒以古人字面所言—也即表面文字—為「內容」之因襲，此則與「抄書」何異！牟先生《心體與性體》所以須費八年光陰，所以可貴，正在於牟先生向自己發問，以自己的「形式」，重新作為一個起點，再度面對程朱陸王的文獻，方纔觸及了古人的「內容」，以提煉的方式寫作，作為自己「書寫」的「形式」，成為其書中自我與古人會通遭遇的一段生涯寓存之所。首先是將古人書寫並流傳至我人手中的「內容」，找出歲月與歷史情境移轉的「形式」，這形式對自我及所面對的古人與其古書，成為一個可以慧通的橋，或是對談的場域，此時方才能宣稱在我之此時此刻此處，開始了「閱讀」程朱陸王的「文本」，這一個開始與啟程，所湧出的心得、感受、思惟，才是古人所謂的「自得」。若欲書寫成書或是篇章論文，也是以此書寫之心去用心於古人書寫之心，方有得其「意」之可能。儒學與先儒之書，寧有是易哉！非其易不易，而係其「學」不誠也！此所以牟先生要先寫《生命的學問》之小書，其書之所以「小」，正在於其言諄諄，不以其為小而不為，小書亦所以為「小學」而為「大學」之根基也。
近人治理學，多忽略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一書前敘中所言之元代諸儒文字，以是所謂「宋明理學」者，必須思考「元儒之學」存在的問題，更進而為何種「元儒之學」在閱讀與書寫中出現了，以是王陽明早期的著作《朱子晚年定論》就成為研治王學與朱學必須注意的文獻。尚不僅止於中土自身的「宋明理學」而已，東土的理學，在李退溪的視野之下，實有不同於王陽明所觀看與體會的「朱子之學」者，以是又成為我人在今日可以以「比較儒學」的視野，再度重看與重研「東亞儒學」！〈入道之序—從「陳、黃之歧」到李滉《聖學十圖》〉一文，亦是在此視野下所重新思考與面對先儒所言的一篇中韓古代儒學之比較觀點的呈現。尤其是作為 一個中土所出被收編在《明史》〈文苑傳〉中的人物—程敏政，在東土韓國儒者李退溪的眼中，卻有著完全不同的評價與儒學定位，這種在歷史流傳中所形成的歷史分流與「程敏政」的不同版本，正是「比較儒學」的有趣與有意義之所在。
人生常是一個圓，多年前在東海與華岡夜闌憑眺的記憶至今猶存，而歲月已成韓愈所謂的「髮蒼蒼而視茫茫」。對作者而言，能夠在此刻帶著回憶在「宋明理學專題」與「中國近三百年史專題」課中與學生分享昔日，正是一份愉快難得的緣份，尤其寫此序時，浪與海的南風襲襲，更是令人舒坦開朗。


李紀祥 序於檳城旅次
2004年6月12日